作者：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清民

　　从中外文学史发展的规律看，每当一个国家处于社会变革的当口，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就会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精神，并把它反映到自己的创作中去，从而创作出具有高峰性质的作品。“高峰”作品也就是文学领域中被人们公认的顶尖作品，这类作品通常具有史诗性、震撼性、经典性等特点。

　　高峰文学作品的史诗性在于，它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所作的描绘，如同一幅形象化的历史画卷，因而构成一种另类的历史。高峰文学作品的震撼性在于，这类作品在内容和风格方面波澜壮阔、大气包举，不但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社会的生存状况、政情变化、人际关系，还能体现该时代人们的伦理道德、社会风气、精神面貌，因而能够打动、感染读者，唤起他们在情感和心理方面的强烈共鸣，起到令人激动、振奋人心的艺术效果。高峰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在于，这类作品具有普通文学作品所没有的哲学高度，诸如深广的人生意识、强烈的忧患意识、阔大的宇宙意识，在艺术叙事方面更是炉火纯青、臻于至境，在描写众生生存境遇之时，能够穷形尽相，曲尽世情之妙，让不同年龄和水平层次的读者都能接受，且在理解和解释上可以各取所需。

　　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中华民族的发展已经处在了历史大转折的当口。按道理说，在这种社会语境下，文学领域应当产生一些在创造上具有原发性、在影响上具有恒久性、在价值上具有普适性的品牌作品，能给当下的读者在审美教育层面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活力和思想酵母，成为中华民族文艺伟大复兴之途中文学发育和成长的起点。但是，目前的文学界呈现给人的是另外一种景象：网络上存在着的文学作品虽然数量惊人，但在内容上缺少思想深度，缺少令人崇敬、令人感动、令人荡气回肠的成分，许多网络文学作品在艺术创造上缺乏艺术美的意味与成分，过于追求娱乐化倾向，矫情、造作与无厘头的语言成为许多网络文学作品的常态；纸质文学媒体上的作品，也同样存在产出质量与数量不成比例的问题。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

　　如何破解文学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这一理论难题？笔者认为这一难题的解决取决于作家能否站在时代的精神前沿、精准理解和把握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把握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精神，既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之所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之所需，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中华文明孕育下的国人固然有重视实用理性的传统，更有重视精神和理想追求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国历史中表现为这一特殊的精神维度：人们可以承受生存之“重”——诸如痛苦和磨难，却忍受不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精神理想和价值目标低俗乃至缺失的生活状态。

什么样的社会精神才是“时代精神”

　　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社会文化风貌的记录、一个时代精神状况的见证，其作用不惟史家不可替代，统计学家亦不可替代。在此意义上，文学创作和研究必须重提“时代精神”，从逻辑的维度重新理解“时代精神”。

　　什么样的社会精神才是中国当下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呢？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概念，谈论者必须从逻辑上对“时代精神”的内涵考辨分析，才能说得清其人文意义。笔者认为，“时代精神”在内涵上具有四个逻辑维度。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一是“时代”。“时代”是人在时空存在中的时间维度。从时间维度考量，时代变迁会影响文学的内容和风貌，此即古人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不过，“时代精神”中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表示时间量度的概念，而是一个空间化的时间概念，其实际内涵包含时间（历史）与空间（社会）两种成分。这样说的理由在于：单纯的时间流逝并不会对文学发展造成什么特别的影响，影响文学变化的因素是时间序列（“时”“代”）中的“运”——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趋势。所以“时代精神”中的“时代”并不仅仅指某个“历史年代”“历史时段”这类单纯的时间单位，而是内蕴着社会生活状况（世情）的时 空一体概念；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表明在他眼里，时、空两种因素在影响文学发展方面是一体的。“时代”概念的空间化还表现在，它常常与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的语词合用，用以描述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比如“农耕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这类概念。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二是“精神”。“精神”是人在时空存在中的意识维度。从语法关系上看，“时代精神”中“时代”只是一个修饰词，其核心词汇是“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精神”是指人在伦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文风貌，“时代精神”因而是指一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状况、世道人心，诸如价值、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人性中的善恶美丑状况等等。“精神”之维在文学创作中至关重要，因为文学活动最不能够承受的就是生命活动中的“轻”——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自然生存状态。没有了“精神”，文学就成为没有生命力的花瓶；就连唯美主义的理论鼻祖康德也认为，如果没有精神（崇高）成分，文学只能产生纯形式的平庸之作。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三是“世界精神”。“世界精神”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精神(Der Weltgeist)，而是现时代国际社会的主流文化精神，亦即以“自由”“民主”“公平”“法制”为核心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社会精神。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世界已变成“地球村”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不受其他国家文化上的影响、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圈子内。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理念都是以“自由”“民主”“公平”“法制”为社会文明的核心，文学活动不能脱离这一意义上的“世界精神”。

　　如果跳出形式逻辑的思维，从辩证逻辑的角度考量，“时代精神”内涵中还应该包涵“人文精神”及一个时代的社会走向与历史要求。“时代精神”中的时间之维固然决定了万物皆变、无物常驻，但万物在常变中也会有不变，比如人们对美好人性的渴望以及对人文关怀的需要，由于这一原因，以人的价值与尊严为目标的人文精神成为“时代精神”不变的追求。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而言，“时代精神”只有在它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诉求之时，才能得到这个国家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因此这一概念必须内在地包涵一个时代的社会走向与历史要求。以歌德的剧体诗《浮士德》为例，浮士德自文艺复兴以降在西欧文学界几乎成为一个文学母题式的人物，16世纪的英国作家马洛曾以之为题材写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剧本并被搬上舞台，但真正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的作品却是德国作家歌德以同名人物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浮士德》。与马洛等其他西欧作家相比，歌德的卓越之处在于他通过浮士德这个人物表达了近代西欧各国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所秉赋的开拓奋进、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因此他的剧诗为西方人普遍所接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才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高峰作品需要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之所以强调“时代精神”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是因为时代精神与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精神水准相对应；文学作品所表达或隐含的“时代精神”就是作家对其所属时代的物质及精神生存状态所作的艺术化的叙事，是该时代国家经济、政治境况及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等集体意识的投影。文学作品所透视的时代精神的深度决定着文学作品在认识层面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在这种意义上，作家要创作出高峰性的文学作品，就必须对“时代精神”具有较高层次的理解和较深程度的把握。然而，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才是符合生产高峰作品所需要的社会精神呢？

　　（一）创作高峰文学作品，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文学中的“时代精神”体现着作家的社会价值认同，包括社会政治认同。对于作家来说，在文学创作中努力表现社会现实以及人民群众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就是文学最大的政治目标。习近平同志对此指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事实上，坚持人民立场和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优良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问题上不变的宗旨。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文艺上的“人民立场”“人民文学”的宗旨一直没变，因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职是之故，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并要求作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反映好人民心声”。作家要坚持“人民文学”的导向，就必须在心里时时刻刻想着人民的疾苦。

　　（二）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精髓是“写实”，这也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界一直把realism译为“写实主义”的重要原因。“写实”就是要直面充满了矛盾、差异乃至对立的社会现实，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现实主义文艺观：“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目前的文学创作情况来看，许多文学作品脱离实际，人民群众不爱看。要解决这一尴尬境况，作家在创作时就必须面对生活中的客观事实，对生活中的光明面要热情讴歌，对生活中的矛盾、缺陷、错误、丑恶也要表现——遮蔽与回避生活中的假、恶、丑并不等于假、恶、丑不存在，更不意味着矛盾和问题会自动消失。高峰作品一定是敢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作品，也就是敢于真实反映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作品，一定是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的作品。

　　（三）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无私无畏的批判精神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文学研究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是在这种传统中提出的。实际上，通过文学对社会问题进行艺术化地批评，本是社会自我改进、自我增进活力的一种途径。从历史上看，如果文学领域只有歌颂和遮蔽，高峰作品就永远无从产生。《诗经》《离骚》《三吏》《三别》《水浒传》《红楼梦》这类中国历史上的高峰作品，哪个没有对社会问题的批评？习近平同志对此指出：“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同志才说“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想创作出高峰作品的作家，必须知道人民群众爱什么、恨什么、喜什么、忧什么。从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角度说，文学表现的对象越是复杂、越是接近真实的人性，则其对象的审美张力就越大，文学阐释的理论空间也就越广，文学作品的意义也就越加耐人咀嚼，如此才有希望走向艺术创作的高峰。

　　不能把“时代精神”理解为只包含“光明面”或“光明面”占压倒因素的社会精神，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光明和前进，有时假、恶、丑的东西可能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并甚嚣尘上，正如习近平同志说的那样，“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昂扬没有沉郁、只有幸福没有不幸、只有喜剧没有悲剧”。“时代精神”是各种矛盾的聚合体，不同矛盾对象间的对立、对抗和斗争，时代的卑微和猥琐、沉沦与堕落等，都应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艺术化地表现。但是，这种情形在文学创作中有不小的阻力。

　　（四）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国家的主流社会精神

　　从话语层面考量，任何国家的主流社会精神都必然是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镜像，作家在表现“时代精神”时，不管他本人自觉还是不自觉，其作品都必然会打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时代的国家主流社会精神，也就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们构成了中国主流的社会精神，从而也是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这一情形要求广大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社会理念熔铸到作品的内容中去。

作家应当怎样去创作高峰作品

　　当下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更是给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优越的条件和机遇，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作家若能把握时代机遇、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传神写照时代精神，则其作品必能开一代风气、收振聋发聩之功效，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晴雨表。作家在写作时如果无视时代的精神状况，则其作品无论如何精雕细琢，也必流入浅斟低唱之列，难以有大格局、大气象；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习近平同志才对作家们提出了如此殷切的期盼：“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

　　作家怎样做才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创作出具有高峰性质的作品呢？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因为创作成功与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笔者认为，文学创作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作家的主体性状况，因为作家在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精神”是他本人所理解、所认识的“时代精神”，他怎样理解、怎样表现完全取决于他的思维深度和认识水平，因此每部具体的作品中所透露或展现的“时代精神”都是作家主观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极端而言，每个作家所理解的“时代精神”在本质上都是他自己的精神。作家能否精准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精神”取决于他是否具有下述意识。

　　（一）鲜明的时代意识

　　“时代意识”内含有两个维度：时间之维的当下性，现实之维的切身性。切身性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性，也就是作家个人所体验、理解了的民众的切身性。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就是指文学创作应当面向自己时代人民的生存现实，积极关注现实生活、社会问题、大众愿望，面向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需要的现实。

　　在时间维度上，作家的“时代意识”绝不可局限于“当下”性的理解、认知，他必须放眼未来，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超前意识：因为文学是“镜”更是“灯”——烛照国家和民族前行的明灯，它不仅要“反映”“再现”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要“预言”“表现”未来的社会生活。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看，优秀的作家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在看护自己时代的同时又常常超出自己的时代，成为未来社会的预言者；雪莱说“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上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而奋斗当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就是基于这一原因。

　　（二）敏锐的政治意识

　　“政治意识”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认可程度、满意程度的意识。文学作品只有真实反映了这一意识，“时代精神”的现实之维才能得到凸显，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从而其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等才算得到了实现。换言之，“政治意识”就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意识，而不是“权力意识”。作家必须意识到，文学作品是作为艺术品写给艺术接受意义上的读者看的，而不是写给相关的权力者看的。作家如果只是两眼向上，那么他的作品一定没有长远的生命力。

　　“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虽然是指文学作品可以传达思想（道），但那思想是融化在艺术叙事中的精神理念而不是直白说教的逻辑概念；即便文学作品所载之“道”关乎政治，那也只能是理念层的政治而不是政策层的政治。不惟如此，文学作品在“载道”时，必须是化学性质的“表现”而不是物理性质的“位移”。换言之，文学家在“载道”时，应根据文学艺术的规律把相关的政治理念溶解在叙事中，如同给小孩儿吃的苦药片裹在甜甜的糖衣内一样，充分顾及读者的艺术口味。

　　（三）强烈的批判意识

　　“文学批判”是指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中的假、恶、丑的对象进行艺术化地鞭挞。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永远都不会是完美的存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东西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文艺家的社会使命就是对社会生活中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丑恶对象开展批判和斗争。从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况来看，鲁迅所批判的民族劣根性如奴性、冷漠、麻木、暴戾等仍然有不小的市场，许多作家在创作时逃避现实，回避假、恶、丑，报喜不报忧。这种思维状况既是明哲保身的传统文化基因的因袭，也是“隐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主义之果；道德理想主义的恶果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作品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不符，人物形象又拔得太高不近人情，结果谁也不想看，谁也不相信。这种类型的创作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鲁迅指斥这种行为是艺术上的“瞒和骗”。鲁迅认为，社会天天都在发生变化，作家应当“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

　　（四）崭新的世界意识

　　“世界意识”也可以表述为“全球意识”或“国际意识”。在全球经济趋向一体化、文化趋向类同化的今天，由信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渗、融合的趋势有增无减，国际环境以及中国的社情、国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旧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文学创作常常会陷入方枘圆凿、龃龉难入的尴尬情形，无法在精神上引领人民的行动。在此情况下，作家应当有“世界大历史”的观念，在思维上超出传统的家国情怀，胸怀“世界”而不是胸怀“家国”，在视野、格局、境界上超出前代作家，怀抱“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在全球化时代，胸怀个人乃至胸怀“家国”的作家，其作品的所呈现的“时代精神”在格局上必然是“小时代”；胸怀世界、胸怀天下，作家才能突破经验局限，在精神格局上呈现为全球环境下的“大时代”。高峰作品必然是书写“大时代”的作品，“大时代”之大不仅指作品在精神、思想上大气包举、震撼人心，也指作品所表现的民族文化所包涵的“时代精神”之大——不专属一个时代而属于永恒！这也正是习近平同志所期待于作家的：“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这样的作品才能显出大国的气度的风范，才有资格引领世界文学潮流。

　　（五）多元理念和包容意识

　　世界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混合体，因而不存在黑白分明的“时代精神”，更不存在单一维度的“时代精神”。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并不都是正剧或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丑剧，有时是闹剧。所以，文学创作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假、丑、丑的对象，因为掩盖矛盾和问题不等于矛盾和问题不存在；把矛盾和问题的盖子掀起来，才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就此而言，作家在描述这种现象时，必须对不同立场持多元观念和包容态度——深刻的思想和认识往往来自于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激烈矛盾和冲突，平静如水的生活不可能产生深刻的思想。从世界文学史的情况来看，越是矛盾和问题多的时代越容易出现高峰作品，各国文学史上都不乏此种例证。多元理念与包容意识源自人内心的强大和自信，目前中国在世界上从硬实力到软实力都在逐步提升，作家在社会观念、社会立场等方面的观察上没有理由不自信。

　　（六）形上的超越意识

　　超越意识就是超越日常功利需求、追求人类共同价值和终极意义的哲学意识。超越意识就是作家在创作目标上的“广度”“深度”“厚度”意识，因为它超越了经验因素的局限，跨越时代和种族，是终极意义上人人都得面临的生命意识，所以能够获得人类普遍的心理共鸣。以《天问》《春江花月夜》《卡拉马佐夫兄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几部作品为例，它们对人类生存的意义进行了深度的精神拷问，因而获得了普通文学作品所缺乏的精神品位和深度，成为文学经典之作。之所以强调文学作品的超越意识，因为文学属于审美文化的类型，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文学作品是展现一个民族文化高度与深度的精神窗口，文学名作也因此成为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领域里的精神名片。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但能给人们带来审美和娱乐，还能在人格教育、境界提升、文明陶冶、意义建构等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人们说“文学是人学”的主要原因。只有多多产出建立在超越意识上的文学精品，文学才能在文化的意义上满足国内民众的需要，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形象。就文化内需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在总体上有了较大规模的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学作品的品位和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习近平同志才要求作家“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就文化外推而言，“一带一路”中的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其根基是为相关国家的民众提供具有较高审美品位的文学精品，在美的形象与叙事当中给人们提供艺术层面的道德、伦理、意义、信仰、理想等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养料，从而使“时代精神”获得超时代的思想深度、精神厚度和意义广度。

　　作家在具备上述意识以后，能否精准把握时代精神、创作出具有上乘水平的高峰文学作品，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文学创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的艺术工程，是一个常人难以窥其堂奥的黑箱。要创作出高峰性质的文学作品，作家就必须具备比普通作家更多的付出、更大的能力、更大的胆略、更高的见识、更深的功力。当然，仅有主观因素还不够，再高明的创作者也需要创作上的客观条件，比如宽松、自由的思想、政治环境等。从历史上看，有时候这类客观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要远远超过作家创作时的主观因素。

　　【注：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和经验研究”（项目批准号：2021WT4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