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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中国特色的先进生产力

发稿时间:2024-03-26 15:22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瑾 唐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不仅具有生产力的一般性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植根于中国大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反映了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因此,对新质生产力特殊性的理解是把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维度。

  “特”在发展目的 

  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之相伴的生产目的是对社会性质进行判断的重要标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用于满足资本增殖的无限需要。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更加向往幸福美好生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

  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需要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从而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是通过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打下更为丰裕的物质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依赖传统要素、创新驱动不足的问题。新质生产力强调生产要素的创新型配置,以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为基本内涵,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动能的结构性转变,又有利于创造丰富质优的新产品以满足人民需要。二是通过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创造条件。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幅员辽阔,不同地区、行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历史表明,生产力发展呈波浪式而非线性。通过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能够为我国后发地区实现赶超发展提供可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防止一哄而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各地区、各行业坚持从自身产业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出发,有比较、有选择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在发展中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特”在生产方式 

  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然而,单纯的生产要素不能形成生产力,在一定劳动组织中对生产要素进行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组合受制于生产中的技术关系;另一方面,作为价值增殖过程,劳动在实质上隶属于资本。与其他物质要素不同,劳动者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为了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顺利实现资本积累,资本对劳动实行强有力的控制,使得劳动者日益局部化和去技能化。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使得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不再需要进行特定时空下的直接物理结合,劳动者能够远程精准掌握生产的各环节,使劳动者“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成为现实。与此同时,新型要素流动性的显著增强促进了“总体工人”的扩大,劳动过程变得富有柔性,弹性生产方式逐步成为趋势。可见,生产力的大幅跃升要求劳动者进一步发挥主动性、创造性。

  长期以来的控制式劳动过程,已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发展要求,需要转变为和谐、互助的企业内部新型生产关系。我国充分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注重激发广大劳动者的创造伟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和谐劳动关系,能够适应新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特”在根基力量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先进生产力不仅体现在由劳动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产品数量增加,更体现在产品及产业部门向着高级化、复杂化方向演进。这种演进过程通过分工集中表现出来。分工可分为社会分工和生产机构内部分工,前者是在社会内部形成新的产品或部门,具有分工广化的特点,后者是在生产机构内部增加新的工艺流程或生产环节,具有分工深化的特点。两种分工的发展成为衡量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产品或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产业体系及经济体系。纵观历史发展进程,生产力重大飞跃往往伴随着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但大多数新兴产业的创新知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现有企业基于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所生发的;所有新兴产业的物质基础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大量来自现有产业的各种设备、材料和零部件。因此,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有力支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成为西方国家攫取利润的主要手段,在“去工业化”“去制造业化”大潮下,产业逐步脱实向虚,产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深刻影响了西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程。我国始终坚持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立身之本和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大力倡导发展实体经济。目前,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三成左右,主要工业产品中超过40%的产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紧紧跟踪并把握科技前沿,也要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特”在促进机制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看,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经济运行机制。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国家投资、部分企业国有化、制定监管法案等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内缓和了资本主义日趋尖锐的基本矛盾。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对抗性,这种调控往往是被动消极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垄断资本的生存压力,一旦矛盾缓和,垄断资本的逐利本性就会压倒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优势,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其一,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更高水平的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更加健全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就要求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各方关系。其二,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更有活力的创新主体,需要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这就要求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让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向优势企业聚集。其三,新质生产力意味着生产要素之间更高水平的协同匹配,需要更加完善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这就要求激发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推动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导向。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哲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