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为更好学习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本期围绕邓小平和中国式现代化开展专题研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与探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具有关键性影响。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性人物，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以开创性地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为起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出基本特征、根本遵循、本质特征、价值目标、战略步骤及实践路径等基本内容，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体系的基本框架。

　　启航：确立中国式现代化根本遵循

　　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可追溯到“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演变过程，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始终贯穿这一过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精神遵循。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国情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四个现代化”开始逐步代替“工业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目标。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继续以“四个现代化”概念阐发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邓小平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全面审视差距与差异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方案。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代表团时说：“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作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两天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其后逐步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要特点、话语内涵进行了充实完善。可见，“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基于实事求是精神，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话语创新。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现实遵循，他多次从技术水平、人均收入水平等方面论述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充分考虑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切合中国实际。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遵循。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必然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多次强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2]“两个基本点”是保障中心的两个侧面：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障现代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不坚持改革开放，就会使发展缺乏生机和动力。1979年3月，为击退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从“左”的和右的方面怀疑以及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及时有力地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四项基本原则内在贯通，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道路选择、基本国体与领导主体，最终归结到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是立国、治国、强国之本。同时，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既要对我国旧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要对外开放充分吸收和利用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概言之，邓小平以卓越的战略眼光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提炼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科学命题，并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精神、现实和政治遵循，以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启航之路行正走稳。

　　立本：规划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

　　廓清社会主义本质、标定历史方位、设定重要目标、谋定战略步骤是科学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战略的根本。其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认识不清，是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迷茫状态的症结所在。从宏观历史演进看，此问题的答案关联着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而解答我国处于社会主义什么阶段的重大问题又直接决定此阶段的基本目标与发展战略，是关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前提性战略问题。在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廓清社会主义本质—立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构想‘小康社会’阶段性目标”这一“三步走”发展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进路。

　　第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在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成为亟待厘清的理论难点。邓小平牢牢把握共同富裕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予以解读，既不落过往一味强调同步主义、平均主义之窠臼，又坚持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属性特征，“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的论断切中肯綮。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完整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对“共同富裕”的重视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更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科学的历史定位。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思想，即认为社会主义处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主要标准衡量中国的现实国情，即可发现我们尚处于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他明确了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不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并强调其将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过程，发展生产力就自然成为党和国家长期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立于宏观层面，指明了我国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总进程中所处的阶段，为科学制定发展目标与战略奠定了根本性基础。

　　第三，“小康”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被邓小平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1979年12月，邓小平首次使用“小康”概念诠释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4]此后，他又反复提及“小康”，并对其具体目标进行多次修订。邓小平通过对“小康”这一契合人民渴望衣食无忧、生活富足情感的话语概念大众化、形象化的阐述，既深化了人民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理解，使宏伟目标也能切实可感，更在全面拨乱反正背景下为党和国家确立了求是务实的衡量标准和发展目标。此后，这一概念一直被中国共产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所沿用，成为贯穿改革开放40多年的重要线索。

　　第四，“三步走”战略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观战略规划。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步走”构想的延续与发展，邓小平于1981年首先提出新时期的“两步走”，这一部署主要着眼于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的阶段性奋斗目标，稳健地将此目标拆分为两步实现。1983年2月，邓小平南下苏杭，全面的调研使他充分相信“两步走”目标实现的高度可能性，并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跨世纪发展，形成了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第三步”。至此，这一擘画中国式现代化60余年的宏伟战略蓝图基本确立。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了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从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每一步都具有明晰的时间节点。“三步走”战略安排将中国现代化的宏观性任务转化为具体性步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划了路线图。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部署和步骤安排不断进行完善与丰富。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握宏观、以“三步走”战略分解初级阶段时间跨度，从而由近及远地实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

　　定策：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路径

　　邓小平以高度的战略眼光科学总结和预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系列显著特征，并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强化着彰显其特征的实践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这些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全面描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更是对邓小平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守正创新。

　　正确的政治路线须由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反复强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保证党的领导。我们之所以能经得起风浪，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一条保证。”[5]与此同时，他看到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关注到民主与法制具有的强制保障功能，这些都是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根基的长远规范保障。

　　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邓小平突破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二元对立这一传统观念的束缚，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与质疑，他稳扎稳打，从党的十二大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至党的十三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最后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积极作用有机融合，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的原创性突破。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物质富足、精神贫乏绝不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一方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邓小平多次就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作出论述，并大力推动思想道德建设、科技教育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产业建设，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所开启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反映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本质上要求党和国家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实现全社会整体提升。

　　邓小平还敏锐地察觉到，国家的繁荣发展必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20世纪后期，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新变化，鲜明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论断，并从反对霸权主义、加强国际合作、改善国际关系等方面着力，为我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战略空间。

　　邓小平从“中国式的现代化”科学概念出发，规划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特征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邓小平所建构起的较为完整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时代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又为新时代以来不断推进和拓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