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历史性跨越，都离不开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学技术正在加速演进，对人类生产生活、社会活动、社会结构、社会交往等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身处智能社会、数字文明和信息大航海交织的时代，我们应当深入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大趋势，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为国际传播带来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角度来看，我们要以战略性高度、世界性眼光、前瞻性思考把握人工智能技术为国际传播带来的新动能。

　　人工智能重构国际传播底层逻辑，数字文明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关键。国际传播的传统范式侧重于软实力竞争，更多将各种信息传播技术当作辅助工具。然而，人工智能技术重构了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以算法、数据、算力以及智能化为支撑的数字技术越发成为国际传播中的关键变量。以Deepseek为代表的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快速崛起，因模型开源、安全可控、功能强大等特征，迅速获得全球关注，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开辟了新可能。简言之，数字文明基础设施的规则制定权与技术标准主导权争夺是智能时代的关键，将对国际传播乃至国际竞争产生重大影响。

　　人工智能塑造全球交往新形态，亟待构建数字交往共同体。当今时代，智能技术塑造了新的交往形态、方式和路径，人类文明正在从信息文明向智能文明加速演进。互联网时代的交往是从线下交往拓展到线上，而智能时代的交往则是虚拟与现实交往、个体与个体交往、群体与群体交往、人与智能体交往等各类形态交织。这意味着，人类社会亟待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数字交往共同体，以打破互联网发展日益圈层化、部落化所带来的弊端。从人工智能发展来看，我国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的普惠发展和全球创新，倡议与“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共建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南方国家建立主权大模型等。这些举措将有利于构建数字合作新生态，让更多发展中国家赶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人工智能推动认知范式升维，全球信息传播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在数字文明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塑造新的知识形态和学习路径，这将影响数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认知范式。譬如，大模型、智能体在深度思考能力方面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当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知识进入到人类知识世界时，将必然对我们的认知行为产生结构性影响。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新趋势新特征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主体越发多元化。在传统的国际传播体系框架中，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主要依赖政府间的文化合作交流、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等制度化渠道，而民间的文化传播方式较为单一。数字平台的崛起打破了这种传播格局，社交媒体的即时交互、短视频平台的场景沉浸、虚拟社区的圈层流动，使得不同主体之间共同构成了全域性的文化传播体系，包括政府、媒体、企业、民众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均可在各自的生态位为国际传播注入新动能。主体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催生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主体力量的聚合效应，不同的传播主体在数字传播生态中形成了错位协同的共生关系，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不同主体充分发挥各自的禀赋优势，探索中华文化的创新性传播方式，使中华文化从核心价值理念、文化制度结构、规则规范体系、社会风俗习惯等不同向度彰显自身的魅力。

　　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核在国际传播中的意义越发凸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积淀出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这些价值不仅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的内在肌理，而且对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进程遭遇价值冲突、现代性危机不断深化的当下，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实现从器物展示向价值对话的战略转向。近年来，中华文化中所蕴含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行合一”“四海之内皆兄弟”“礼之用，和为贵”等价值精神，以及基于“两个结合”所发展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调整国际社会关系的重要法则，乃至为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文化支撑。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不仅意味着要充分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重要成果，还要彰显中华文化中蕴含的智慧、思想、理念的理性价值，让中华文化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化叙事及话语方式的创造性转化趋势愈加突出。在国际传播中，叙事和话语至关重要，采用何种叙事和话语方式，决定着国际传播的效果；能否在叙事与话语方式上实现创新，也关系到中华文化能否突破西方叙事框架，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现状中形成认知突围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水平。推动中华文化叙事方式和话语体系创造性转化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激活中华文化的内在动能，结合新兴传播语境实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在概念体系、修辞策略和表达模态上的范式转换；另一方面则要注重采用差异化逻辑，摆脱“自说自话”式的传者本位思维，采用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群体的精准传播方式，切实地将中华文化传播至海外民众的生活世界，使他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强大魅力。

　　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作用愈发凸显。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需要理念、内容、叙事、渠道及传播技术之间的有机协同。在今天的国际传播中，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赋能不再停留于工具性辅助层面，而是深度介入文化解码、价值传递、关系构建的全流程。当前的国际传播正在形成“文化—技术—传播”三位一体的新型范式。具体来讲，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集群的应用，系统性解构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时空边界和主体关系，算法推荐系统通过用户画像可精准触达目标受众，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则能够实时多语种互译，消解跨文化理解的语言障碍；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则正在重塑文化内容的生产范式，不仅提升内容产出效率，更能够通过技术叠加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衍生出更加多样的内容形态。概言之，不断涌现出的新兴技术，成为释放中华文化内在魅力的催化剂，这也形成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实现深层次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时代语境。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新路径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构建智能化生产体系。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正在重塑文化内容生产的全流程。在国际传播中，要将技术转化为可持续的文化生产力，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的技术支撑体系，通过数据、算法、应用三层技术架构的搭建，形成对文化的资源开发、符号转译与产品传播的协同效应。当前，文化领域的技术应用已呈现出全流程、多模态、生态化的演进趋势，正如工业革命时期标准化生产体系催生了现代制造业，智能化内容生产同样需要底层技术的基础支撑能力、中层工具的转化适配能力与顶层平台的孵化创新能力相互支撑。这一体系不是技术的简单堆砌，而是要对文化生产逻辑进行深度重塑，在技术维度形成文化资源的全球编码能力，在价值维度实现中华文明的当代表述。通过打破文化、科技与市场的边界，使文化资源得以高效转化，文化符号焕发崭新活力，文化产品精准触达全球受众，从而推动实现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价值重构与影响力提升。

　　以平台建设为纽带，打造多模态传播矩阵。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新型平台建设，可以打破传播边界、重构传播场景。当前国际传播场域已突破传统媒介逻辑，呈现出移动化、碎片化、社交化的新特征，智能化传播平台传播效能的释放，不能仅依赖单点战术创新。要真正构建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必须从“点状突破”走向“系统协同”。这要求我们既要保持对传播规律的本质把握，又要通过平台、内容、交互的有机联动，形成技术赋能与文化传播的乘数效应。推动传播体系建设从功能叠加向生态重构的转变，唯有以系统思维整合多元媒介要素，才能在跨平台传播中实现文化价值的持续增值。

　　以数据洞察为支点，实现精准化传播覆盖。人工智能驱动的国际文化传播工程，正从经验主导的粗放式传播转向数据赋能的精准化触达。通过对全球用户文化偏好、行为轨迹、情感共鸣点的多维度解析，使隐性的文化接受规律具象化为可追踪的数据模型，让模糊的文化适配路径转化为清晰的算法决策，将抽象的文化价值传递量化为可评估的传播效果。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符号的数字化表达如同“破冰船”，突破了文化之间的障碍，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而数据驱动的精准传播则是“推进器”，有助于增强文化认同，进一步拉近中华文化与全球受众之间的距离。需要强调的是，数据洞察不是冰冷的算法工具，其终极目标并非简单的流量追逐，而是实现文化价值的精准传递，这要求我们将技术与人文深度融合，既要具有数字理性，还要彰显文化温度，在保证传播精准性的同时，更要守护文化的本真性，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开辟数据赋能与人文坚守相得益彰的新路径。

　　以文化对话为指向，构建文明交流互鉴桥梁。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价值碰撞与意义重构的双重挑战，人工智能所推动的跨文化传播体系必须超越单纯的技术工具性思维。在数字文明共同体的背景下，我们应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跨文化治理框架，实现从文化输出向文明对话的范式转变，确保技术真正成为文明对话的“第三空间”。这种基于智能技术的文明对话模式，为破解文化传播中的语义鸿沟提供了新思路。在数字技术搭建的文明对话场域中，既需构建共通的数字语法以实现意义流通，也要嵌入文化多样性保护机制，使技术赋能成为文明互鉴的催化剂。值得注意的是，在通过技术手段打破文明隔阂的同时，也要保留文化主体的独特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中，跨文化传播的终极目标不是消弭差异，而是通过差异创造新的文化可能性，让不同文明在对话中生成新的意义。这种以对话为导向的跨文化传播，不仅能够促进文化的多样性，还能增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包容的全球文化生态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本文系2024年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互联网时代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规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WZD19）